發 刊 詞
鄭文惠*
人生總交織牽合著參伍錯雜的因緣，一樁樁因緣的湊泊與遇合，洵是不可思議、難以言詮的奇跡。順應著因緣的流轉與遷變，冥冥之中總牽引出無數微妙的契機。隨宜適境，應機創化，往往成全也成就了最殊勝的因緣。
2007-2008年因主持國立政治大學「近現代報刊與文化研究」頂尖計畫，策劃執行國際學者訪談、系列講座、國際學術研討會、工作坊等相關事宜，帶領「近現代報刊與文化研究室」（http://printculture.nccu.edu.tw/）「近現代報刊與文化研究論壇」（http://blog.sina.com.tw/late_qing/）成員前往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參訪金觀濤研究講座教授暨名譽研究員劉青峰教授歷經十年所建置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1] 隨後邀請二位教授蒞校講座，交流觀念史研究的趨勢與成果。2008年8月起金教授榮任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座教授，進而開啟政治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於2010-2012年第一期共同合作開發暨完善「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的契機。期間，並組成「中國現代認同的形成與演變」研究群及「中國認同與現代國家的形成」跨校系研究團隊，[2] 嘗試將「數據挖掘」（data mining）[3] 方法與「觀念史研究」兩者結合進行研究。
由於任何思想和觀念的表述、轉變和傳播均不可避免的高度倚賴著語言和詞彙，因而觀念史研究特別重視在跨語際、跨文化的接受與傳播過程中，從「新名詞」到「關鍵詞」[4] 之規範化歷程。新詞彙的創生、演繹、變遷、定型之規範化歷程，在社會化的附著、沉積效應中，漸而內化為理念型概念與感覺結構，進而以一種意識形態化的觀念系統，支配著社會制度與文化活動，甚至發展出新的文化綱領與行動策略，調動起巨大的社會再動員、文化再認同的歷史能動力量與社會集體主體的情感凝聚作用。由於觀念是組成具意識形態化思想體系十分重要卻又極為基本的要素，因而，理念型概念或觀念系統普遍深植於社會而達致可作為價值再現或溝通方式時，則觀念系統以其含具整體意識形態化之結構模式，又能以一種巨大的作用力，成為社會行動組織動員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進一步反饋、影響社會文化的形塑、認同歷程，並進而實現社會的總體改造與推動歷史的進程，故而觀念不僅與社會事件、文化行動緊密關聯、彼此作用，觀念又是思想和社會事件、文化行動聯繫、互動的重要紐帶。
思想文化的遞嬗變遷，實質涉及一系列意識形態建構、解構與重構的過程，意識形態維繫著文化範式時期的價值觀念；文化失範的革命時期，即使是某一思想體系解體了，但原範式時期組成價值意識形態化的基本觀念並不必然消失，組成思想體系要素的觀念仍以思想碎片[5] 的方式殘存著，而繼續在文化與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作用，只是單元觀念（unit-ideas）與單元觀念之間的關係產生變化甚或重組，觀念叢（idea-complexes）也進一步互植、錯生，再起重構與再造的功能與作用。
觀念在歷史語境中的社會生成意義與脈絡化轉向，是一極為錯綜複雜之多維度的動態結構，在歷經多重、多向的互文指涉，觀念凝塑為整體意識形態化價值結構的社會化過程，通常是以相應於觀念的關鍵詞或關鍵詞叢表達，因而採用關鍵詞語境分析方式，當是分析觀念的文化層位分布與文化層積狀態較為有效的方法。但要穿越瞬息流變的語言叢林，抉取相應於觀念的關鍵詞與關鍵詞叢，以分析不可逆的時間洪流中變遷的觀念價值，進而勾勒觀念演變的歷史圖像，洵非一時一人所能為。但隨著數位時代的推進，研究型數據庫的開發與建置及「數據挖掘」、「關鍵詞叢」[6] 等數位方法的揭示，也進一步開啟了觀念史研究的新視野與新趨勢。
正因歷史文獻浩瀚、龐雜，實非一人一時所可窮盡，如何以現代電腦科技輔助研究，成了一種新的研究嘗試與科學探索。二十世紀末進入數位時代，為知識與文明的展現與保存型態及學術研究帶來了革命性的轉變，此一知識微縮革命，也主導了現代社會的運作與知識的產製。以往學者以少數的對象與文獻，集中探討某一人物、某一著作或某一流派的研究模式，因文獻數位化及數位人文學7的興起而產生根本性的改變。龐大而易於利用的數位資源尤有助於開拓、深化議題，進行跨時段、跨地域、跨領域、跨文化的研究；再者，以數位文獻為研究的文獻類型，以「數位推論技術」重新思考並納入觀念史研究中，一者，形成一種嶄新的「人文研究思維」與「數位思維邏輯」結合的觀念史研究新方法與新視野，洵不同於傳統研究方法與學術進路，或能促成傳統觀念史與思想史研究範式的移位；二者，在進行龐大數位文獻研究分析時，往往須依靠研究團隊協力合作共同建置關鍵詞句庫，這更是不同於傳統個體研究的模式。因而，在「人文研究思維」結合「數位推論技術」下所形成的「數位思維邏輯」之新的人文研究方式，一方面能同時有效處理龐大的文獻資料，解決傳統研究上人力所不及之處，並得以發現問題諸多不同而可能的面向，進一步突破傳統人文研究的困限；一方面「數位人文學」[7] 以一種「協作思維」進行跨領域研究，尤更能促進研究團隊的協力合作。[8]
漸而，隨著研究群數位與人文研究結合的推進，我們目標更清楚、步伐更篤定地朝向創設一個跨國合作的國際學術刊物而努力。2010年我們邀請韓國翰林大學翰林科學院共同合作出版《東亞觀念史集刊》，並組成了陣容堅強的編審委員會，籌劃《東亞觀念史集刊》國際學術刊物之刊行方向與組織架構等事宜。2010年12月起，共開了三次籌備會議、二次常務編審會議及無數次編輯會議。不到一年，我們催生了一份以東亞觀念史為研究核心的國際學術刊物，這對我們及學術界的意義是非比尋常的。
由於東亞各國、各民族、各地域文化自我主體性建構的總體化歷程，往往具體而微的展現為「自我」對「他者」的文化再現，而呈顯為在全球化視域下跨文化互動、交流、協商的複雜而多重的動態結構與觀念脈絡化轉換的文化再造歷程。思想觀念在特定之時間性與空間性的文化脈絡下生產與傳播，均經過程度不等的「脈絡性轉向」，[9] 才能著地生根，開枝散葉。跨文化的脈絡性轉向的價值再造工程，往往指向觀念的接受與轉換，因而，將東亞作為一個概念與方法，[10] 作為一種語言─論述位址，朝向觀念史的總體研究與脈絡化分析，當是一個必然而可行的研究趨勢與學術進路。如此一來，方能揭示出東亞共同而重要的文化命題及理念型概念再造的觀念演變軌跡，漸而描摹出東亞的整體歷史圖像。
尤其，東亞前近代歷史世界始終高度存在著分潤共享的文化經驗；東亞思想觀念的現代轉型，又是在全球化脈絡下受西方文化衝擊及東亞文化圈之間引借、互挪而發生質變的。正由於東亞理念型概念之積澱與反芻及價值觀念之脈絡化轉換等一系列涉及東亞觀念系統之建構與再造，有著彼此依存的社會關係與相互共享的歷史經驗，因此有必要透過一跨學科、跨區域、跨語言、跨文化之學術研究作為整合。《東亞觀念史集刊》之創刊，乃希冀整合以「觀念史研究」為中心的眾多研究領域，帶動國際間不同學術社群在東亞觀念研究領域上之對話、交流風氣，除匯聚東亞觀念史研究最新的學術動態與研究趨勢，展現新興研究課題與重要學術成果外，也希望藉由東亞觀念史研究之推動，使全球觀念史研究社群共享分析工具與思想資源，進而拓植、深化相關學術議題，以呈顯東亞概念與世界複雜而動態的互動軌跡與交流狀態，立體而宏觀的勾勒出東亞觀念變遷的歷史圖像。再者，也希望在文獻數位化的新時代命題下，以一種協作思維與探索精神，透過跨語言、跨文化、跨地域、跨領域的研究合作與資源整合，開啟人文思維與數位方法結合的新視野與新方法，以推進觀念史研究革命性的蛻變與突破。尤其針對東亞文化圈觀念的傳播、互動與相互影響，及東亞觀念變遷史所特具的東亞性與國際性，更須尋求東亞中、臺、日、韓、越南各國及全球學人跨洲跨國的互相合作與資源共享，建置、整合一個更大型的數據庫並進行跨國家、跨文化、跨語言的學術協作研究，俾使能更有效呈顯東亞現代觀念形成、接受與傳播的交流、影響模式與互動、反饋機制，如此一來，方能獲致更為宏觀立體的東亞現代觀念形成與演變的大歷史結構與視野。有共同探研以精進學問的國際學術社群，有韓國翰林大學翰林科學院跨國共同合作出版，有編審委員與編輯同仁的鼎力相助及協力合作，不啻是本刊最殊勝的助緣，也惟有天機與人事兩相湊泊，才能使東亞觀念史研究透出一線曙光、闢出一方天地。觀念史研究系譜有其脈絡化的建制歷程，在當今地域性與全球化共構互生而緊密依存的關係下，歷史格局與學術系譜自然不同於往昔。我們期待以《東亞觀念史集刊》為基礎與軸心，以全新的觀看視野與學術態度擘劃出一張張學術地圖，是建築在歷史性與當代性的對話與省思上，並聚生、反芻為一種新的學術宣言與研究姿態。我們希望從中帶動東亞學術圈與全球學術社群更密切的交流與對話，漸而聯結、匯聚出一股新興的學術力量，破除學術疆域，擺棄學閥囿限，以另一種論述力度與學術視域，改寫過往的傳統論述與思想範域；我們深切期盼在跨文化、跨領域、跨語言的學術交鋒空間中，以一種開放而探索的精神，為人文研究帶來蛻變性與突破性的發展契機，進而開啟數位時代人文學發展的新里程與新氣象。
＊作者現任台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1] 金、劉二位教授1997-2007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建置「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建立了1830-1930年間包含中國近現代報刊、雜誌、傳教士和西方著作中譯本以及各種文集共1.2億字的研究型數據庫。二人為有效研究傳統政治觀念向現代形態的轉型，乃以全文錄入方式建置中國近現代重要並具代表性的歷史文獻，在以電子文本作為分析對象的同時，又積極密切的開展建庫與研究之間的互動。期間不斷要求電腦工程師改進、增加功能，並大膽提出各種人文與數位結合的可能設想，以使工程師在系統設計時，預留更多系統功能的延展性與涵括性。建庫十年期間，金、劉二位教授，並提出了用「數據挖掘」進行以含關鍵詞例句為中心的觀念史研究新方法，以揭示中國近現代觀念如何在西方衝擊下起源和形成的過程。參見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頁5-6。
[2] 感謝國立政治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的部分經費支持，使本研究得以順利進行。
[3] 所謂「數據挖掘」方法，是將表達某一觀念相對應的一個或一組關鍵詞乃至於相關的關鍵詞叢，藉由檢索數據庫並提取出相關關鍵詞例句，再分析關鍵詞的意義類型及年代分佈頻度與演化過程，以揭示在大歷史結構下觀念的起源和演變軌跡。參見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頁5-6。
[4] 這是筆者與金觀濤教授共同主持的「中國認同與現代國家的形成」計畫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教授蒞校演講時所揭示的命題。本刊第二期即邀請潘教授策劃主持「從新名詞到關鍵詞」專題，以深化相關論題。
[5] 金觀濤與劉青峰言：「意識形態作為社會制度正當性基礎以及指導社會行動的綱領，是建立在一組普遍觀念之上的。」因而，「要理解革命意識形態解體後的思想形態，最可行的方法是考察那些組成思想體系的基本要素，即那些經歷了一次又一次意識形態建構和解構、仍然存在而且相對穩定的思想碎片。」又言：「意識形態是建立在一組基本觀念之上的思想系統⋯⋯而意識形態的解體，並不意味著組成系統的基本觀念的消失。⋯⋯意識形態的解體，使得對某種觀念在當下的價值判斷（重要性）可能發生一百八十度大轉變，但對該觀念的核心意義和功能的理解並沒有隨之而大變。意識形態的解體，在很多時候只是觀念之間關係的變化。」見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頁2。
[6] 研究群中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邱偉雲以數據庫中的《清季外交史料》（約400萬字）為研究範圍，分析「中國」認同之下「主權」觀念的演變與發展，並建立「關鍵詞叢」的數位研究方法。所謂「關鍵詞叢」數位方法，首先須萃取所欲研究之「觀念」的「關鍵詞叢」，再藉由數位輔助研究，進行代表不同「觀念」之「關鍵詞叢」間的交互重組及「共生現象」分析，進而探討觀念的類型結構及觀念的嫁接、重組與對話過程，觀察觀念的起源、流變及與其他觀念互動的動態發展，以勾勒觀念演變的歷史圖像。參見邱偉雲：〈關鍵詞叢與文本意義挖掘的嚐試：以《清季外交史料》為例〉，收於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與臺灣大學圖書館合辦：「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2010年11月29-30日），《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191-227。
[7] 參見金觀濤：〈數位人文研究的理論基礎〉，收於《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9-25。
[8] 參見鄭文惠：〈數位時代漢學研究的衝擊與蛻變（討論）〉，收於漢學研究中心、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合辦：「臺灣漢學新世紀─漢學研究中心三十周年學術論壇」（2011年10月14日），《臺灣漢學新世紀——漢學研究中心三十周年學術論壇論文》，頁55。
[9] 參見黃俊傑：〈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臺大歷史學報》第43 期（2009年6月），頁199-200。
[10] 東亞作為一個方法，參見子安宣邦著，陳瑋芬譯：《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初版）、子安宣邦著，趙京華譯：《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版）等書。東亞作為一個概念與方法，除了爬梳「東亞」概念之意義建構與脈絡化轉向外，作為一種方法論或語言─論述位址，尤須重作反思並將「東亞」除魅化，以其作為「異質地方」（heterotopia）的空間位址，既再現真實空間，同時又是對抗性的空間配置。